1965年，我毕业分配到外贸部，参加劳动和实习后于1967年来到中仪公司，在仪器处苏新组做仪器进口，从此开启了我在中仪的职业生涯，一干就是三十余年。

前二十多年，主管政府贸易（俗称“大贸”）项下向东德蔡司进口光学仪器，直至八十年代末东欧突变，“大贸”终结。一次，同晚辈们谈起这段经历，他们感叹：二十几年在一个单位、一个处室，面对同一国别、同一厂商，进口同一种仪器，难道不觉得的枯燥、乏味吗？我的回答是：虽然我的经历平淡无奇，但丝毫不觉得枯燥、乏味，时光周而复始，岁月却是丰富多彩，充满新意，这是我在中仪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时光。

【文革】

刚到公司时，正值文革第二年，社会上十分混乱，不少单位处于瘫痪。然而中仪公司却在正常运转，依旧奉行总经理负责制，一切按部就班，遵循老的规章制度，人们有章可循，工作有条不紊。老同事告诉我，周总理有指示：“外贸不能乱”。

当时职工已分成两派，两派之间摩擦不断，常开大会，也常在会上唇枪舌战，但回到办公室，却又恢复了宁静，大家和睦相处，工作上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合作默契。真是一种奇妙的景象！

上班第一天的“岗前教育”中，主管处长不谈政治，只对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你学的德语是通用外语，这不够，还要掌握外贸词汇，要抓紧学习，尽快承担起口译和笔译工作；二是你不懂外贸，需尽快补上这一课；三是作为中仪的业务员，必须懂技术，这课也得尽快补上。处长还指定业务员老浦做我的老师，并在组内宣布，即日起所有与德国外商的谈判一律让我参加，或旁听，或翻译。

我的老师老浦于五十年代毕业于浙江大学光学系，是组内唯一的光学工程师。他向我讲解了业务流程环节后，就将一沓物理光学仪器的订单交给我，手把手地教我，让我边学习边实践。组内其他同仁也都关心并帮助我。于是，在这个温馨的、充满关爱的小集体里，开始了我的“学徒”生涯。

此后运动不断深入，职工分成两套班子，一半人全天参加运动；一半人半天做业务、半天搞运动。再后来，精简机构，大批干部下放，中仪的业务浓缩到一个处，并入中机公司。其间我一直在业务班子，人少了，业务量并未减少，我们必须超负荷工作，以维护中仪这一板块的正常运转。繁忙、充实、快乐，是那时的真实感受。

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后期掀起了批判“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高潮。那年《工人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引用一位工人的投诉，将我公司进口匈牙利仪器的案例作为“活靶子”，批判我们崇洋媚外，上纲上线为“卖国主义、洋奴哲学”。接着，《人民日报》、《新华社内参》和各报刊也都相继转载并评论，一时间将中仪公司推上了被告席，掀起了一股声讨外贸卖国的风潮。

此项业务的经办人是我的老师老浦，瞬间也成了众矢之的。我甚为不解，老浦一向有原则、很敬业，怎么可能卖国！果然，经公司调查证实，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进口项目，老浦工作积极、认真、细致、到位，完全遵照业务规程操作，每项工作都有书面留底，有据可查，可谓尽到了责任，无懈可击。文章显然是诬告！但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最高“喉舌”《人民日报》已在头版转载并表态，将我们推入了有口难辩的境地。摆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是忍辱负重，与“喉舌”保持一致；二是不顾一切，澄清事实，据理力争。虽然有风险，但公司领导顶着压力毅然选择了后者，立即组成小组，由经办室的资深秘书亲自撰写申诉材料，将事情真相如实向上汇报。经过努力，最终结果是“不再追究”。在当时情况下，这已是最好的结局了。

事后，还听到了另一个说法：在批判“卖国主义、洋奴哲学”中，“喉舌”们将目标瞄准了外贸部门，拟抓一个只懂外语、不懂技术瞎指挥、“崇洋媚外”的卖国典型，刚好有人投诉，于是就将其作为典型见报。没承想，他们抓的偏偏是懂技术的老浦，这才发现抓错了，于是就“不再追究”。闻后，真为老浦庆幸，然而再一想，如若抓的“活靶子”不是老浦而是我等这些“只懂外语，不懂技术”的人，结局可能就完全相反了。

在那个畸形的年代，这类“插曲”并非个案，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有一次，一群人来到办公室，高呼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接着领头的一位自称是工宣队队长的说：“大敌当前，你们不但不批判修正主义，还进口他们的破烂货，是可忍孰不可忍！”经询问方知，我主管进口蔡司秒级经纬仪的发货单据上，英文品名为“secondtheodolite”，他们说英文“second”就是次品。其实，“second”是个多义词，既有“次级”、但也有“秒级”的解释，而“second theodolite”是测绘行业国际公认的“秒级经纬仪”的名称。此系误解，但要说服这些人并不容易，他们不认可是词解不同，坚称我们是在袒护修正主义，立场有问题，要求直接与修正主义面对面斗争。见这阵势，我也懵了，只得安排他们与蔡司驻京代表见面。

在谈判桌上，德方代表不理睬工宣队长的咆哮，从名片上看到有一位是“测绘工程师”，就盯着他不放，让他解释“second theodolite”的真正含义，那人十分尴尬。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羞愧，自责自己事先没能说服用户，后悔如此草率地安排了这次会谈，更为我们在老外面前丢脸而无地自容……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尴尬、也是最后悔的一件事。

吃一堑长一智，社会大环境复杂而险峻，好在中仪公司内部却始终有一种正直、务实的气氛，人们之间的真情尚存，理性也还在。在这一氛围下，老师和前辈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不仅学会了如何做业务，还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人，认识到作为业务员的基本素质是：要敬业、讲诚信。这是中仪的传统，中仪的文化，也是中仪人的根本。

岁月荏苒，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渡过了我的青年时代，从一个涉世很浅的青年，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业务员，进而又成为了这个部门的中层干部。

【转型】

改革开放了，我也人到中年。外贸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打破垄断，放开经营，首先从机电产品做起，于是我们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公司的第一个应对措施是，放开产品分工限制，将业务处全部转变为自负盈亏的子公司。我所在的业务五处改为高泰进出口公司，由于昔日熟悉的、经营了几十年的政府贸易嘎然终结，此刻我们必须从零开始，重新起步，公司面临严峻的考验。

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我们的优势在前苏联和东欧，而该地区正在动荡中，将贸易纳入国际主流市场尚需时日，应在这一过渡时期开展多种贸易，于是将易货提上了日程。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们成功地做了多项易货，成绩斐然，效益颇佳；同时又努力开展世行贷款进口项目，迈出了转型的步伐。

在此，我十分怀念那时的团队，我们的团队曾多次受到公司表彰，那是个精悍、高效、团结的队伍。团队里年轻人居多，具有高素质，肯于吃苦，勇于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工作中，团队是一个整体，大家不分你我，共同参与，团结协作。我们曾为每一个新签的合同而欣喜，从每一个失误中吸取教训。团队精神将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激励着我们不断进取、创新、去克服困难，共同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其间，我们获得了成功，也收获了快乐。这是我在中仪三十多年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经历。

说到转型，其实中仪领导慧眼识珠，对此颇有前瞻性，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为转型做了铺垫，比如决策成立第六业务处就是明智之举。在公司大力发展主营进口业务时，还看到了技术服务这个极具发展前途的板块。业务六处成立后，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百余个维修站，还率先在京建立了蔡司产品维修站，这是国内第一个苏联东欧产品的维修站。我了解项目的谈判过程，十分艰苦、漫长，耗时几年，终将这一难啃的骨头“拿下”。后来六处改为公司，如今“中仪INSTEC”成为了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技术服务品牌，享誉国内外。

在筹备中仪公司成立六十周年活动老干部座谈会上，周迈常务副总裁介绍了中仪现在的经营情况，放映了公司承接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高清数字电视转播车项目的视频。看到中仪已成功转型，并做出了如此大的成就，我们这些退休干部颇为震撼，十分感动，甚感欣慰。

【感悟】

如果问我，在中仪这三十多年，感悟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敬业与诚信”。从我做中仪人的第一天起，我的老师、领导就教导我要敬业。记得刚来时，老浦就对我说：要认真对待每一张货单，即使金额很小，只有一个镜头，几个电子管，也要认真对待。

而诚信是中仪企业文化的精髓，在市场经济主导下，虽然我们希望得到更高的利润，然而在利润与诚信面前，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诚信，而决不能为了追求利润而丧失诚信。这是中仪人做事的原则，我的老师就是这么教导我的，我也是这样要求我的下属的。

诚信是个很微妙的字眼，有着相辅相成的意味。在我们用行动去构建和维护诚信的同时，也在享用诚信给我们带来的益处。这在做易货时感触颇深。易货中最大的难题是谁先发货，在诚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先发货的会有货款两空的风险，所以双方都极力规避。我曾到黑河出差，那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商家，经常议论这一难题。当人们得知中仪的所有合同都是外方先发货后，曾跑来向我取经。其实道理很简单，这取决于对方对我们的信任程度，正因为他们信任中仪公司，也信任中仪人，所以才会同意先发货。多年来，中仪公司是外贸公司中信誉最好的一个，其名扬海内外，这是中仪几代人塑造的企业形象。当对方得知我们是中仪，自然会有信任感，加之我们业务员认真的工作也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所以才会接受先发货的条款。每每想到这点，心中就会感到有一股暖流涌动，我为中仪公司而骄傲，也为做中仪人而自豪。

九十年代在德国驻外时，曾见到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在做自我介绍时，我开了个玩笑说：“我叫吴尔临，来自外贸系统的‘弱小民族’--中仪公司。”吴部长听后哈哈大笑，接着一字一句地说：“中仪公司不弱小，一点儿也不弱小！”

听到这话我心里暖暖的。尽管我们中仪公司没有某些公司那么大的规模，也没有那么庞大的职工队伍，但在我的心目中，它永远是最强大的、最好的。在中仪工作了三十几年，中仪是我职业生涯的全部，几乎是我全部的人生。我热爱中仪，并始终为我是中仪人而自豪！（中仪公司退休干部吴尔临供稿）